（报告出品方/作者：东北证券，陈康）
1. 从《资本论》出发：美国 K 型分化的必然性
1.1. 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扩大贫富差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社会主义必将胜利”的论断， 而这是基于对资本主义劣根性的深刻认识所得出的结论。资本的回报远高于经济增 长，而经济的增长要远高于劳动的回报，因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不公是资本主义 的常态和必然趋势，财富的积累和贫困的产生同时出现。
劳动力价值由维持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费用决定，包括劳动 者本人的培养、教育费用和维持其家庭成员生活的费用，具体表现形式或载体为雇
佣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 价值，马克思对剩余价值量也提出了两个公式： = ∗ （/） 其中 M 为剩余价值量，V 为可变资本总数，m 为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提供的剩余价 值，v 为购买一个劳动力每天预付的可变资本。以及： = ∗ (′⁄) ∗ 其中 M 为剩余价值量，k 为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a’/a（剩余劳动/必要劳动）为 一个平均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n 为所雇佣的工人人数。
因此理论上，只要雇佣工人能够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就能源源不断地攫取剩余劳 动成果，获取的剩余价值量 M 便得以快速积累。这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重 要原因，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产生了矛 盾，资本家追求利润和扩大再生产，生产力因而迅速增加，但是广大劳动群众的收 入却没有丝毫提升，民众购买力相对下降，最终引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资本家 通过资本所获得的报酬会远高于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义中 K 型贫富分化的必然结 果。
1.2. 生产要素不同扩大贫富差距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所有者和提供劳动力这的地位实际上是不平等的， 劳动和资本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产品是资本家的所 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二者的地位身份差距扩大，外加生产要素 效率的不同，利用资本和利用劳动力获取报酬的能力差异也逐渐扩大，“马太效应” 明显增强，导致了头尾的阶层分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中写到，“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 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哪里占据统治地 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
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 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 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 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然而，“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 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 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 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 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 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糅。”
而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进而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说到，“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 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时间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 资本家的工作时间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1.3. 生息资本扩大贫富差距
当产业资本生产的商品，在商业资本家 也不能完全实现赚钱的活动的时候，就出现了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现象。生息资 本，就是持有资本者为了获取利息而暂时贷放给他人使用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是 生息资本的资本主义形式，来源于职能资本（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活动中暂时闲 置的货币资本，它从属服务于职能资本。借贷资本的利息，是职能资本家所得利润 的一部分，来源于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转化形式，以平均 利润为最高界限。
手握闲置资本的高收入群体能通过投资获取利息收入、股息红利收入、保险收益、 出租租金收益等财产性收入，不断进行着“钱生钱”的循环过程。而依靠劳动赚取 薪资的人群，劳动性收入为其主要来源，有闲置资本进行再投资获取财产性收入的 少之又少，因此也促成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甚至富者的财产性收入 是来源于穷者的债务和杠杆，进一步导致了社会不平等的加剧。
2. 从比较优势说起：全球化与美国产业空心化
2.1. 比较优势学说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提出 了“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技术的相对差别而非绝对差别，每 个国家都应根据“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原则，集中生产并出口其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在 更普遍的基础上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基础和贸易利得，大大发展了绝对优势贸易理论， 为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当时英国的资本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的田忌赛马故事也反映了这一比较优势原理。田忌所代表的一方的上、中、下 三批马，每个层次的质量都劣于齐王的马。孙膑告诉田忌，“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 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即用完全没有优势的下等马对齐王有绝对 优势的上等马，再用拥有比较优势上等马、中等马分别对付齐王的中等马、下等马， 并最终获胜。
资本自然深谙“田忌赛马”的道理，全球一体化分工并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结果， 资本的本质就是汲取利润，分工和分配的配置也是在全球寻找生产要素成本的洼地 以汲取利润。国际贸易和全球化也是资本在整个世界范围中追求效率的过程，对国 别的产业结构影响巨大。产业迁移造成了美国的产业空心化现象，里根政府对于制 造业外迁无能为力，到了克林顿时代依然回天乏术，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而随着全球呼浪潮的推进，克林顿政府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 更是促进了跨国贸易和海外投资，让传统产业则面临更加严峻的低价产品竞争，进 一步打击了美国本土传统产业。
2.2. 美国比较优势的变更与产业空心化
1929-1933 年间，由美国开始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向全球蔓延，经济大萧 条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背后推手。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摧毁了西方国家的金块本位 制与金汇兑本位制，统一的国际金本位货币体系也随之瓦解。二战之后的 1944 年， 世界建立起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恢 复和发展。然而因美元危机与美国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以及该制度本身存在的固 有矛盾性，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于 1971 年 8 月 15 日被尼克松政府宣告结束。此后， 世界便正式迎来信用货币时代，超额印刷的货币自然也有去处，原油的交易和国际 贸易大多以美元结算，各国央行或多或少都持有美元；持有美元无息，用美元购买 美国国债便成了常态。
在全球化的推进下，美元和美国债务成为了资本收割全球财富的工具。美国经济学 家罗伯特·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的危机-自由兑换的未来》一书里面美元的特里芬 难题，当美元成为了国际核心货币地位的时候就自然的具备了清算和储备的功能， 这样必然会导致美元在海外不断地沉淀，对于美国而言就会发生长期的经常项目逆 差，而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核心的前提是必须保持着美元币值的稳定和坚挺，这就要 求美国必须是长期的贸易顺差国，这两个相互要求看似是矛盾的。在全球三级分工 架构下，美国作为最终需求消费国，其经常账户的国际收支保持逆差，铸币税特权 保证了美元向全球的输送来保证国际清算结算需求。
另一方面，美国债务信用的稳定也有赖于美元货币体系的稳定，而美元在全球的负 债权力并不仅仅依靠美国的经济，除了历史机遇外，更为现实的是美国在当前整个 世界秩序下扮演的角色，美国从安全、军事实力、国际金融体系、科技技术、人才 甚至是教育等诸多方面都有软硬优势，这些都是全球对于美国负债权力的信心来源， 美国依靠着资本项目的流动来维持着整个债务环节的闭环，其本身的财政赤字是一 个常态，对内的财政政策起到平衡分配的作用，而对外则更多的采用财政赤字的方 式来维持军事震慑，这也是维持债务体系的关键闭环；美国的双赤字（经常项目赤 字和财政赤字）就是整个正向反馈的内燃机，由此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来和所有其 他分工的国家进行衔接。
自此之后，美国的比较优势不再是传统制造业，80 年代信息革命后的美国不断进行 从传统制造业到高端制造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产业置换；在具体工业门类内部， 美国继续借助产业链国际化脱离生产，将加工厂迁移外包，仅在美国保留研发和运 营人才。最终，留在美国的比较优势是高端制造业、信息科技产业、金融业等，以 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在美国逐渐减少。
这样做让美国充分享受了低成本商品的全球化红利，但同时让美国也承受了经济全 球化带来的负面作用，最大的问题就是产业空心化带来的就业压力与薪资增速放缓。 同时，美国难以一己之力改变全球化的格局，调整产业结构并非易事。
第一，是美国制造业占比下降，且在 1980 年后减少迅速。自 1950 年至 1980 年，美 国制造业行业增加值对 GDP 的贡献由 27%下降为 20%，30 年时间中减少了 7 个百 分点；而在 1980 年之后，美国仅用了 20 年时间又将制造业占比削减了 7 个百分点， 制造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的空间一再被压缩。
第二，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随着资本向全球寻找低成本洼地，工业、制造业向外 迁出，挤压出来大批制造业工人。除了服务业自身的扩张以外，大量的下岗技术工 人也涌入低端服务业市场，造成了自产业迁移开始美国非农就业中服务业就业人数 和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劈叉。截至 2021 年 8 月，美国非农制造业就业人数为 1242 万 人，较 2010 年 1 月的 1146 万人增加了 96 万，但相比 2000 年 1 月的 1728 万人却 有高达 486 万人的差距。2021 年 8 月，非农服务生产就业人数为 1.27 亿人，是同 期非农制造业就业人数的 10.2 倍。
第三，制造业就业减少是表象，最终导致了美国居民部门薪资增速的下降。但服务 业自身是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在低端服务业尤为如此。失去了熟练技术工人所具备 的薪资增速，服务业收入水平大打折扣。自 1965 年至 1980 年，美国非农企业从事 私人服务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时薪同比增速从 4%逐渐增加至 10%，但进入 80 年代 后，薪资增速几乎仅在 2%-4%区间内波动，相比前 20 年的薪资增速有大幅下滑。
由于传统工业区的居民陷入结构性失业，信息革命事实上加剧了贫富差距，造成东 西海岸与传统工业区、劳工与城市知识分子、代际之间的对立。劳工阶级快速转向 保守主义，与支持本土企业、反对外来移民的共和党越走越近，正是贫富分化的直 接政治后果。可以看到，美国各州人均收入分布与 2020 年大选有极其相似之处，以 新兴信息科技产业为主的高收入群体分布在东西海岸，这些地区恰恰是民主党的核 心票仓，而以传统能源和工业制造为主的中部更支持共和党，平均收入水平也相对 更低。
2.3. “超级巨星”假说
经济的全球化分工与美国的产业结构变更还引申出“巨星假设”，这一假说由埃里 克·波斯纳和格伦·威尔在 2014 年提出。传统产业的更替让传统能源、工业行业的 老“贵族”逐渐没落，而随着信息革命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硅谷为代表的“新 兴贵族”阶层正在兴起。比尔·盖茨、杰夫·贝索斯、马克·祖克伯格、史蒂夫·乔 布斯等“新贵”作为新富的企业主成为了《财富》或《福布斯》榜单上的常客，而 传统“老贵”的财富继承人在榜单上则越来越少。互联网行业通过其所在领域的寡 头垄断或实质性垄断攫取了巨量的超额利润，也为这些企业主积攒了巨额财富，这 些财富往往需要几代或数十代传统企业的生产和积累才能达到。因为这些“超级巨 星”异常值的出现，也加速了美国 21 世纪后的收入和财富统计数据上的不平等。
3. 无可奈何的央行与货币政策
经济增长提高了生活水平，使处境不利的家庭摆脱了贫困，从历史上看，持续的经 济增长是全世界贫困率大幅且持久下降的主要原因。但从 1980 年后，央行也被迫加 入到这场“极端造富运动”和不平等加剧的场景中来，其原因是经济全球化、美国 产业转型、技术变化等结构性因素塑造了美国货币政策的运作环境，而央行和货币 政策在短期内对其他不平等的决定因素起着关键作用。
3.1. 经济衰退不利于底层群体
经济衰退对处境较弱的群体危害更大，因为失业往往对无技能工人的打击更大，持 续时间也更长。去年疫情期间，低收入者最先被解雇，其次才是中高收入者，因为 低收入在企业中的可替代性往往也最高。疫情些许好转后，这些低收入者在试图重 新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往往面临重大困难，即使成功，无技术工人也可能被迫接受工 资较低的工作，这些工作提供的晋升机会也往往更少。相比于资产价格泡沫破灭更 多地影响富人阶层，经济衰退对穷人阶层的影响显然更大。
疲软的经济活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虽然最初很小，但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 加。失业率的上升就能说明这一点，这在经济衰退期间通常会出现，短期内收入不 平等只有轻微的增加，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上升。
如果没有政策的外力作用，经济衰退和不平等加剧会相互反馈和加强，当收入分配 更加两极化时，即当最高收入者在总收入中占较大份额、且以最低收入者为代价时， 经济衰退期间的总需求短缺似乎更大，如果在经济衰退中处于分配底层的人失去了 收入，那么总消费就会出现更大幅度的收缩，进一步延长了经济衰退的时间、扩大 了不景气程度。
不平等可能不仅仅是放大了经济衰退，还可能为下次经济衰退播下种子。美国的债 务性消费已成惯例，当家庭收入停滞不前和不太稳定时，往往有更大的借款需求， 如果信贷供应充足，可能会形成过度负债，而负担过重的居民部门很大概率引发银 行坏账的风险和现金流的断裂，这也是 08 年金融危机的诱因之一。
3.2. 通货膨胀率侵蚀穷人的收入和财富
石油危机之后的数十年来，通胀中枢持续下移并且相对稳定。尽管如此，通货膨胀 依然会将收入和财富从弱势阶层群体的手中转移出去，而富人阶层往往具有抗通胀 的财富保值手段，通胀仿佛是一种累退的税收形式，削弱了以名义价值固定的金融 资产和合同的价值，这种情况也被成为“通胀税”。
现金和银行储蓄是低收入群体持有财富的典型特征，他们只能获得有限的投资选择 来保护他们的储蓄。相比之下，较富裕的家庭可以利用更复杂的通胀对冲工具，还 可以很容易地将资产转移到国外，从而使他们的财富免受国内货币贬值的影响。劳 动薪资是美国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而工资通常是以名义价值固定的，因此 也容易受到通货膨胀的影响。央行的通胀目标制将失控的通货膨胀控制住，不仅可 以改善增长前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还可以减轻财富和收入不平等。
3.3. 被迫成为资产价格上升幕后推手的央行
为应对经济衰退，亦或是资产价格破灭的危机，市场终究无法抵御阵痛而呼唤美联 储注射“杜冷丁”，即采取了以超低利率和资产负债表扩张政策来支持经济活动并降 低失业率。但上一点所讲的通胀往往不包含资产价格，金融性资产与房产并没有纳 入传统意义上的通胀水平之中，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可能会削弱货币政策的传导， 不同财富阶层的人群对利率的敏感性并不相同，收入分配最底层的群体可能由于严 格的借贷限制而无法利用更宽松的信贷方式，而收入分配最顶层的群体则能利用低 利率扩大其家庭资产负债表，购入更多的金融性资产和房产，进而出现了“富人通 胀、穷人通缩”的进一步分化现象。
2000 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美联储降低利率刺激经济恢复，同步小布什也放松了对于 金融的监管。在低利率和宽松监管环境的双重刺激下，美国居民部门通过金融工具大加杠杆，房地产企业得到了迅速腾飞。同时，质量参差不齐的贷款在金融系统中 通过衍生品迅速蔓延，为 2008 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一旦利率开始抬升， 居民的未来现金流无法覆盖杠杆和债务，贷款链条断裂，消费马上收到重创，中低 阶层收入群体饱受打击。
2008 年次贷危机期间，美联储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部署所有必要的工具来 保持低的借贷成本，防止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反过来，虽然低利率大大缓解了收 入不平等，但同样推升了资产价格，特别是股票价格，在短期内增加了财富不平等， 疫情冲击的 2020 年亦是如此。每一轮危机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急速扩张，在当下 尽管美联储已释放 Taper 预期，但持续的购债让其总资产依然达到了 8.5 万亿美元 的历史极值，相较 2020 年初的 4.22 万亿美元已完成翻倍。低实际利率下充足的流 动性让各类资产价格大幅攀升，富人得以凭借低成本的美元资金充实自己的口袋， 贫富之间因而愈发撕裂。
4. 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的分化
换个理论角度来看总消费曲线，整体来说，社会总消费水平是人口总数的变量，而 在微观层面，居民消费能力函数可以分解为收入和杠杆两块。收入主要包括三类， 一是劳动性收入，是劳动者通过劳动获得的各种报酬，也是经济数据统计中收入的 一般口径。二是财产性收入，是居民的资本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 一般是家庭通过拥有的动产和不动产所获得的收入。三是财政性收入，主要来自于 政府财政的转移支付，包括补贴、救济金等。另一方面，居民消费能力也受到杠杆 的影响。与杠杆相关的变量包括两个，一个是储蓄率，高储蓄能够支撑起高消费水 平。另一个是借贷，是居民通过透支未来现金流用于当前消费的能力，一般通过金 融杠杆来实现。
劳动性收入增长是消费良性发展基石，劳动性收入的增长才能持续改善整个社会的 总需求，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能推动总需求曲线的扩张。劳动收入和财产 收入之间的关系类似于基尼系数，因为主要依靠财产性收入获利的人群以富人阶层 为主，如果社会收入结构中财产性收入较高，意味着少部分人通过金融性资产获得 了高额收益，而大部分人通过辛勤的劳动并没有改善生活状态，对全社会来说不是 好事情。
财产性收入的本质来自于零和博弈，小部分人的财产性收入来自于其他大部分人的 储蓄甚至债务，因此财产性收入的增加相当于剥削了其他人的基础消费能力，可以 看到，贫富差距和基尼系数扩大、整体消费受到抑制、资产价格上升往往是伴生出 现的。另外的财政性收入则是政府对社会资源的二次或三次分配，是从外部对居民 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兜底。当政府财政上具有一定的财政盈余，能够为全社会创造良 好的社会福利体系，对扩张需求曲线是一个加分项。大部分居民敢于减少储蓄水平、 加大杠杆规模，就在于社会福利体系的托底保障。社会福利支出相当于补贴了收入 增长缓慢的缺口，降低了居民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当医疗、养老、基础教育等福 利支出越高，社保体系越健全，储蓄的必要性越小，居民便可以进一步透支未来的 收入。
美国在 80 年代后储蓄率大幅下降，劳动性收入增速减缓，金融杠杆快速抬升，大部 分人开始因为某一项核心资产背上巨额杠杆。背后的缘由便是美国在全球化下的制 造业外迁，居民收入增幅被大大放缓。由于劳动性收入增速慢于财产性收入增速， 便看到了储蓄率下降、杠杆水平上升的结果，进一步推高了资产价格，财产性收入 增速进一步加快，形成了负向反馈。同时，虚拟经济增速过快对实体经济产生了明 显的吸血效应，社会生产力不够、技术性研发投入不够，整个社会劳动性收入再一 次被放缓，基尼系数进一步拉大，严重的破坏消费的良性循环。1979 年，后 90%的 家庭收入的 86.9%来自工资或与工资有关；到了 2015 年，该比例略有下降至 84.0%。 在此期间，大多数家庭的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劳动市场中工作时间的增加，而不是其 他的财产性收入。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性收入理应随着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换句话说就是如果 员工生产的更多，他们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如果工资落后于生产力，收入不平等 就会加剧，因为劳动在产出中的份额正在下降，而资本的份额则在上升，资本的所 有者又通常是高收入群体，因此劳动性收入的放缓不仅影响总需求曲线的扩张，还 会影响资源在高低收入者之间的分配，加剧了不平等现象。
美国劳工统计局（BLS）对 1948 年以来私营部门生产工人的薪酬以及整个经济的净 生产率的增速进行了分析，“净生产率”是指商品和服务产出的增长减去每小时工作 的成本。根据报告，从上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生产力随着员工薪资（包括工资 和社保等福利）的上升而上升。但在那之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超过了薪资增速，更 确切的说是薪资增速有了很大的放缓，美国劳工统计局称这个差异为“生产力-薪资 差距”。大多数行业都存在着这种差距，美国劳工统计局研究了从 1987 年至 2015 年 的 183 个行业，并对行业中的详细情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有 83%的行业在这一 期间中生产率的年均变化幅度超过了薪酬的变化幅度。
在信息技术行业，生产率从 1987-2015 年的期间保持了 5.0%的速度增长，而薪酬的同比年化增幅仅有 1.5%，导 致“生产力-薪资差距”有 3.5 个百分点。另外，制造业的差距为 2.7 个百分点，零 售业为 2.6 个百分点，运输和仓储业为 1.3 个百分点。从 1979 年至 2017 年，美国 生产率增长了 70.3%，而工人的时薪仅增长了 11.1%，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是典型工 人薪酬增速的 6 倍，中间的“生产力-薪资差距”作为更高的企业利润增加了资本和 企业主的收入。
劳动薪资的“躺平”只是一部分，让低收入者更难望高收入群体项背的，是资产价 格的不断高企。美国的产业空心化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大资本家通过产业的“海外 殖民”来满足自己的产业转移和低成本需求，同时用美元和金融的手段来薅羊毛， 实现周期性的财富收割，填充了自己的口袋，对应着的是不断被买入的金融、房地 产等资产价格的飙升，金融终究只是富人的游戏。
在疫情爆发之前，美国已经生活在 K 形社会之中，而疫情加速了贫富的分化。新世 纪以来，美国宏观杠杆率大幅攀升、财政转移支付迅速扩张，居民加杠杆撑起了消 费、支持了经济。这场疫情下支撑消费的主要动力来自于财政补贴下的收入增长， 政府的转移支付支撑起了短期收入和消费。但由于疫情的存在，就业和收入问题并 没有解决，房贷违约率在金融危机之后也久违地出现了增加的态势，但截至 2021 年 二季度，房贷违约率依然在下降。9 月各州补贴陆续停止发放，违约率或将再次上 行。
前文提到，央行的低利率也催生了金融资产的价格泡沫，在利率病环境中，超低的 利率让金融圈人士财富增值，推动纽约房价上涨，表现为纽约、芝加哥价差和美债 收益率的一致变化。互联网、科技新贵大多数在旧金山硅谷，新贵随着互联网科技 企业崛起而购买力上升；另一方面，铁锈地带的传统工业地区的薪资和购买力明显 趋弱，可以看到旧金山和芝加哥房价的价差随着标普指数的上升而上升。底层人民 由于没有资产、收入、抵押，加杠杆的能力弱，信贷资源向富人倾斜，财富也加速 向富人集中。
低收入、贫富差距和过于依赖杠杆支撑不起通胀，通胀和利率之间的关系也因收入 的结构性问题及债务杠杆发生变化。服务业比重过高，居民部门整体收入增长缓慢， 低利率无法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提高居民收入、推升通胀，反而是推升了杠杆的 增加和富人的腰包，催生了房地产、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收入没有增长，消费越 低迷，则经济增速越低，经济增速越低，则利率越低。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无法通 过总量政策来解决，这也是让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全球各国央行的头疼之处。全球化 的发展中效率得到了提升，可效率提升带来的绝大部分红利被少数富人群体和资产 价格占有，公平分配方面没有兼顾，造成了不平等加剧的贫富 K 型分化和社会矛盾 撕裂局面。
5. 税收政策的转移支付
在 20 世纪初期，美国有几大最富裕的家族，如拥有石油帝国的洛克菲勒家族、经营 铁路和航运的范德比尔特家族、钢铁大王卡内基家族等，因为他们美国建立了现代 的所得税制度，以避免财富上的差异将美国这些大家族变成欧洲式的古典贵族，防 止社会因他们而变得撕裂。适逢其时，美国也颁布了多个反托拉斯法案来组织这些 大企业的垄断行为。
税收政策是对市场结果进行二次分配的机制，一战期间的所得税支撑起了战时财政 收支。战后，所得税没有削减，反而呈上升趋势，至 1927 年美国所得税收入占税收 总收入的比重达 64%。1943 年，美国又立法确立了“有收入必纳税”的原则，所得 税税基不断扩大。尽管历史上不少执政者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或其他税收调整政 策，但所得税在美国联邦收入中依然占据着主要位置。
除了初次分配之外，一整套合理的税收公共机制有利于使资本为整体利益服务，有 利于各个行业发展和参与性治理，也有利于缩小贫富阶层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 累进税制的理想形式是对所有收入和资产征税，没有免除或例外，收入和资产水平 越高，税率就越高。第一，累进税制能以最为公平的方式为公共服务、社会保险和 教育机构筹资，确保知识、技能和机会的传播过程和谐顺畅，从微观个体做起改善 社会经济发展。第二，累进税制能缩小市场和私有财产制所带来的贫富差距，特别 是限制社会阶层顶端群体的收入，避免资产的过度集中。第三，有效的累进税制的 建立，能够使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税收除了筹资和再分配的作用，还 可用以区分各种统计类别，让社会更好地认识自身，并依照经济和社会现实的演变 来采取相应的政策。
美国在过去百年历史中，不同政府在不同时期做出了关于税收的不同政策，也造就 了社会不平等的相应变化。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大压缩”时代部分归功于 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二战政策中的累进所得税制度。从 1937 年至 1947 年，高度累 进的税收、新政工会的加强以及二战期间国家战争劳工委员会的工资和战时价格控 制，提高了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收入，降低了高收入者的收入，这也是“大压缩”时 代开启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样，“大压缩”时代的结束也与税收相关，经济学家托马 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赛斯研究发现，自 1960 年之后，美国累进税收的大幅下降 发生在两个时期，分别是 1980 年代的里根时期与 2000 年代初的布什政府时期。里 根总统采取了供给学派观点，减税同时减少监管，激发了企业和市场活力，其执政 期间，底层群体的最低边际税率从 14%下降到 11%，而最高边际税率从 70%以上大幅跳跃到只有 28%；保罗·克鲁格曼的研究数据也形成支持，高收入家庭的整体实 际税率从 1980 年的 36.5%，下降至 1989 年的 26.7%。据测算，最高税率变化与帕 尔马指数的相关性为-0.496，提高最高税率对减少贫富差距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除了所得税外，美国还有资本利得税，主要课税主体为拥有绝大多数资本的高收入 群体，课税对象为持有的金融资产、财产或企业。由于高收入纳税人的资本收益， 即财产性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要高很多，因此提高资本利得税有助于降低收入不 平等。“大压缩”时代之后，收入不平等现象在 1980 年后再次加剧，资本利得税却 一降再降。1978 年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最高资本利得税率从 49%降至 28%。作为整 体经济增长战略的一部分，罗纳德·里根总统 1981 年将非劳动收入的最高税率下调 至仅有 20%，达到了自胡佛政府以来的最低水平。1997 年，克林顿政府继续降低资 本利得税率，从卡特时期的 28%也下降至 20%。在其之后，小布什总统将资本收益 和股息的税率从 20%降至 15%，不及收入所得税最高税率的一半。
由此，美国富人群体持有金融资产的比重越来越大，也不难理解前两节所说的，金 融资产价格上升后钱都进了富人的口袋，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富人转手卖出获利后 主要由中低收入群体接盘买单。财富不平等的扩大从金融资产可见一斑。蒂莫西·诺 亚在其 2012 年的出版物《大分歧》中谈到，2010 年，大约 81%的股票由收入最高 的 10%的人群持有，而 69%的股票由收入最高的 5%持有。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美 国家庭持有超过 7000 美元的股票。根据美联储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的统计，自 1989 年以来，最富有的那批人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不断提高，最高收入的 1%在 1989 年底持有了近 20%的金融资产，到 2021 年初，这个比重上升到 29.1%；最高收入的 20%在 1989 年持有了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中全部金融资产的 64.2%，到 2021 年 1 季度则是持有了 73.6%，近四分之三的金融资产掌握在前 20%的人手里。如果用好资本利得税，对改善不平等状况的二次分配和社会保障等转移支付有巨大帮助。
目前，美国总统拜登正在推行近些年来最大的加税计划，包括将国内公司税率从21% 提高到 28%，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从 37%提高到 39.6%，还希望将年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的人群的资本利得税税率提高到 43.4%。想富人征收“富人税”势必会遭到 很多阻碍，但议案若能顺利通过，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不平等境况，并缓解美国疫 情后庞大的财政赤字压力。
6. 技术进步与教育分化
在滞胀期间，美国研究开发投入的比重不断增加，新经济的机会正在孕育，为之后 的信息技术与信息科技的勃发做好了准备。自 1971 年至 1981 年，美国研究开发支 出有了快速的提升，在 70 年代的后半段，研发支出持续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速度。
那么随之即来的计算机和信息技术进步扩大了美国的社会不平等吗？比尔·克林顿 在其担任总统时多次提到，“你能学多少，你就值多少（What you earn, is a function of what you can learn.）”，在其任期中，电脑逐渐改变了世界，原本以制造业为主的 经济逐渐让位给了知识型经济，而知识型经济的特点是有些岗位对技术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也因此区分开了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
克林顿的第一 任劳工部长罗伯特·莱西称这些上层岗位是“很有代表的分析学家”，能使用“数学 算法、法律论证、金融知识、科学原理、心理洞见”等技巧和工具来完成工作的岗 位，而这些岗位没有大学或研究生学位很难胜任。底层岗位依然是“现场服务（inperson-services）”的提供者，如服务员、保姆、保安等服务型群体。然而，中间部分 的岗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部分原先被工厂工人、速记员和其他中等熟练工占据， 但现在随着技术进步，这部分岗位正逐渐消失。
技术进步使得高技能工作者的生产力比低技能工人的生产力提高得更多，放大了这 两个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技术进步倾向于消除的工作，是那些不需要多少 思考便能完成的工作，这些工作曾经支撑起了美国上世纪中下叶的中产阶级劳动者， 例如工业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些岗位上无法成效，相比之下， 某些底层服务型岗位对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要求反而更高，因此这些岗位也没有被 取代。关于新技术取代旧工作岗位的讨论从上世纪 60 年代便开始出现，往往在取代 低技能岗位的同时，高技能岗位会同时出现，倒逼劳动者提高自身受教育程度和技 能水平，否则只能被淘汰。
铁锈的地带出现让大量没办法自我升级的劳动力由第二 产业转向第三产业中的底层岗位，充足的竞争也限制了这些底层岗位的薪资增幅。 再后来，收入增速下降限制了消费增长，经济内生动力因而下滑；居民部门背上更 高的负债和杠杆，抬高了经济结构的不稳定性；危机爆发只能用货币总量政策进行 刺激，最终铸就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的“三低时代”，就业的两极分化也影响、 助长了美国 K 型的撕裂。
改变这种处境的方式是接受教育或再教育，“读书”改变命运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 教育也是实现阶层流动最好的方式之一，不同受教育程度群体之间的收入差异也非 常大。随着美国发展成为后工业社会，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需要上一代人所没有的 专业知识，因而雇主对招聘的员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不需要专业知识、 仅依靠技能熟练度的岗位随着制造业规模的减小而减少，在由此产生的就业市场中， 普通工人阶级和拥有较高学历的工作者之间的“教育溢价”也在不断扩大。
1989 年，拥有大学学历的人群持有的净财富占全部国民净财富的 49.3%，大学肄业 /在读人群持有净财富占比为 19.2%，高中学历人群为 20.5%，而没有高中学历的人 群持有的净财富占比为 11%。随着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更高的教育， 拥有大学学历的人持有的净财富上升至 72%，而最低学历人群的占比下降至 1.6%。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2020 年的统计，学历越高，其收入水平 也越高，拥有博士学位人群的平均年收入基本为收入中位数的 2 倍水平。
教育的分化也容易使得收入阶层固化，低收入群体往往难以获取优质的教育资源， 只能参与条件一般的公立学校，另外低收入群体对于改善自身进行学习的意愿和动 力不强，也限制了其收入水平的抬升。在全球范围内，美国也拥有最优质的高等教 育，2021 年 QS 世界排名前 100 的大学中，美国高校有 28 所，因而能够吸引全球 的优质人才为其服务，进一步推高了“精英阶层”的门槛，拉大了与其他阶层的差 距，“大学溢价”让拥有大学学位的工作者比低学历的人能拿到更高的工资，失业率 也相对较低。
7. 工会的衰落
美国的工会是自 1935 年《国家劳工关系法》颁布以来美国劳工法承认的工人联合组 织，主要就其成员的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进行集体谈判，并代表其成员与管理层 就违反合同规定的纠纷进行处理。1947 年，美国超过三分之一的非农工人是工会会 员。工会提高了其会员的平均工资，并间接地提高了类似职业非工会会员的工资。 保罗·克鲁格曼称，工会投票活动的高投票率，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规模动员 和战争胜利所带来的民族情绪，为政府制定平均化收入政策提供了支持。
工会集体谈判的权利与工资和收入密切相关。随着 1935 年《国家劳工关系法》的通 过，工会集体谈判大规模发生，带来了数十年更快、更公平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 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 1970 年代后期。但自 1970 年代以来，工会化程度下降加剧了 不平等加剧，并阻碍了广大美国中下产阶级的收入进步。当工会薄弱时，最高的收 入增加得更多，但当工会强大时，最底层的 90%的收入增长更多。据测算，工会成 员占比与最富 10%群体占据财富比例的相关系数为-0.885，工会力量与贫富差距和 不平等高度负相关。
2019 年，美国工会有 1460 万会员，约占全美工人的 10.3%，而工会人数则低于 1983 年的 1770 万。超过一半的工会成员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宾 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俄亥俄州和华盛顿州。2019 年的一项研究显示，1930 年代 和 1940 年代工会的兴起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的减少；当下，在工会化率较高的地区， 国会代表对穷人的利益反应更快。《美国政治学杂志》2020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当 白人获得工会会员资格时，他们的种族怨恨情绪会减少。
现在美国工会的力量远不如当年强大。受到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供给学派的 影响，里根像撒切尔一样用强力的手段来镇压工人和工会运动，自 1980 年之后美国工会成员覆盖率开始急剧下滑，工会会员人数从 1983 年占劳动力的 20%急剧下降 至目前 10%左右。也是自那时起，美国的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资本主义全球化 进程下的国际产业转移也使得美国逐渐去工业化，制造业产业工人在就业人口所占 的比例逐年下降，服务业工人逐渐崛起，这使得旧有的工人运动组织方式面临调整。
但关于美国工人的现状和工会的现状，我们能够从奥巴马拍的纪录片《美国工厂》 中得窥一面。美国最大的汽车工会，“汽车产业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UAW）一直在与福耀玻璃进行纠缠，而曹德旺关于工会的否定态度非常明 确，工会制度会滋生懒汉，美国工人消极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也有目共睹，放任 工会运动会最终害了企业自身，通用等大厂有例在先。另外，工会也逐渐违背了其 “初心”，工会自身退化成类似于官僚的机构，工会领导层最终脱离了一般工会成员 本身，成为了“工人贵族”，一般工人的利益不再是最优先的目标，工会这个组织的 利益被排到了第一位，而“工人贵族们”也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和政治力量。
劳工权力的制约能有效改善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强大的工会力量也贯 穿了整个“大压缩”时代。诺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兹认为，强大的工会有助于 减少不平等，而较弱的工会使得雇主更容易与市场力量合作扩大不平等。随着工会 的衰落式微和脱离初心，K 型的分化也在意料之中。
8. 影响美国贫富分化的其他因素
8.1. 美国政党与政治体制
美国的政党、总统和政治体制也负有一定责任。政治学家拉里·巴特尔斯研究了 1948 年至 2005 年居民的收入增长，发现总统所在政党与美国收入不平等之间存在很强 的相关性。在民主党执政期间，底层收入增长速度较快，穷人和中下阶层的税前收入每年增长 2.64%，中上阶层和富人的税前收入每年增长 2.12%。相比之下，共和 党执政期间的收入增长集中在顶端，穷人和中下阶层的税前收入每年增长 0.43%， 中上阶层和富人的税前收入每年增长 1.90%。
另外，美国政治体制也有碍社会的统一，容易造成阶级矛盾。第一，美国两党制、 联邦制注定其无法做到“全国一盘棋”，而两党的斗争和政治交替注定美国的长期财 政计划难以推行和实现，不利于减小社会不公。从美国国会两党关于财政政策的推 诿扯皮、推卸责任可以看到，执政一方的政策势必遭到另一方的阻碍，不利于长期 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如疫情期间的财政刺激方案与拜登基建方案。
第二，美国大选 政治已经沦为金钱政治，让美国政客不再费尽心思为普通民众服务，而是心甘情愿 成为资本的奴隶，天价竞选资金的背后是各个利益集团、企业财团，试图通过政治 捐款和献金影响大选结果，推选自己心仪的候选人。第三，贫富差距、族裔问题等 问题叠加交织，K 型的恶果反噬其政治体制。2021 年大选集中爆发了其政治、经济、 社会的结构性问题，美国国会山也自 1814 年被英国军队袭击后首次被占领，社会的 危机感、精英的焦虑感、底层的被剥夺感所造成的张力与外溢负面效应逐渐显现。
8.2. 移民冲击
1965 年的《移民和国籍法案》普遍放缓了移民限制，对非欧洲移民更加宽容，自 1970 年来，美国移民比例从 4.8%上升至 11%，目前一半以上的移民来自于墨西哥等中美 洲、南美洲国家。虽然有相当一部分移民具有较高的学历、技能和收入，但大多数 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明显偏低。诺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认为，限制移民会通过减少 劳动力供应，使工资保持在高水平，而 1965 年移民法开放后，收入平等趋势逆转， 外来劳动力大量涌入影响了美国就业市场，当低端就业岗位竞争激烈，低收入群体 薪资增速极大放缓。
8.3. 性别差异与种族
在美国，K 型分化还有性别差异和种族的影响。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 获得学士、硕士学位不少于男性，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已超过男性，将近三分 之二的学士以上学位由女性获得。得益于女性的努力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过去 50 年里，女性收入中位数增加了 157.2%，而男性只增加了 36.2%。尽管如此，目前 男性的收入中位数比女性中位数依然高大约 70%，性别的差异依然存在。种族分化 亦是如此，尽管强调平等和人权，但美国对有色族裔的歧视和激进主义在甚嚣尘上。 亚裔美国人更容易成为 K 型分化上行的那部分，亚裔相对其他群体愿意在教育上投 入更多时间，获得更高学历，也更有可能进入高低位和高收入的岗位。相比之下， 非裔美国人被雇佣的可能性更小。以房屋所有权为例，近 75%的白人家庭拥有自己 的房屋，而黑人家庭的这一比例仅为 44%。即使在疫情之前 3.5%的失业率历史低 点，黑人和西班牙裔工人的失业率仍要远高于此。
9.风险提示：
美国产业回流，实体经济内生动能增长；富人加税靴子落地； 工会力量兴起；地缘冲突导致资源掠夺和再分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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